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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19/07

淺析涉嫌騙取銀行貸款罪中民事合同的效力 及救濟途徑

韓伯陽

        隨著市場經濟的活躍,企業融資的需求與日俱增。然而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企業融資審核管理的嚴格化,導致很多企業鋌而走險,以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等手段取得融資貸款,嚴重者更因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的規定,即因涉嫌騙取銀行貸款罪而受到刑罰處罰。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通常會涉及刑事與民事的競合型交叉,即行為人的行為既在刑事法律關系上構成騙取貸款罪,又在民事法律關系上存在(形式上的)借款合同或擔保合同。那么此種情況下將會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民事法律關系中行為人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簽訂的借款合同及擔保合同效力如何認定;二是刑事法律關系中被害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救濟途徑。對此,筆者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學理研究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的司法案例等,針對以上兩個問題進行簡要分析。

        (一)民事法律關系中對合同效力認定

         一、 借款等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

         審判實務中對于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認定一直存有爭議。筆者通過對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案例的檢索及學者的理論觀點,僅針對因涉嫌騙取貸款罪名中犯罪人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簽訂的借款合同及保理合同的效力問題,總結如下幾種觀點:

1.因借款合同本身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或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認定借款合同無效

司法實踐中,存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協助借款人騙取貸款,嚴重者甚至涉嫌違法發放貸款罪、受賄罪等類似情形,導致借款人與銀行雙方簽訂借款合同的目的不受法律保護,雙方欲建立合同關系的意思表示被刑法給予否定評價,此種情況下《借款合同》因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而無效。



參考案例:再審申請人長春發展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長春市金達機械設備有限公司、長春市圣鑫軌道客車配件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1號民事裁定書]


2.行為人向銀行借款的目的不屬于刑法根本禁止的情形,借款合同并不因騙取貸款的行為存在而無效

筆者認為,認定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合同絕對無效的思路不僅可能會給擔保人濫用犯罪抗辯逃避債務提供機會,更是對刑法不同罪名的犯罪構成和規范目的的理解過于片面,沒有正確把握民事合同承載的交易行為是否屬于刑法所禁止性或否定性評價的對象。若交易行為上雖然成立犯罪,但合同目的未納入犯罪構成,僅僅是締約過程中的其他行為與事實觸犯刑法而入罪,則相關刑法規范的立法意旨并不在于否定或禁止該交易本身,而是對相關交易環節提出強制性要求,故合同本身并不因涉嫌犯罪而無效。

因此,從騙取貸款罪的犯罪構成來看,該罪客觀表現為以欺騙手段取得金融機構貸款并給后者造成重大損失。該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存在騙取貸款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則將可能構成貸款詐騙罪)。可見,該罪名指向的行為系因犯罪人取得貸款的手段具有欺騙性擾亂了金融管理秩序而入罪。從刑法規范的目的分析,該罪所禁止的僅系貸款手段的虛假性,而非否定締約意思的真實性,亦不否定取得貸款這一交易目的的合法性。 因此,就民事關系而言,行為人向銀行借款系其真實的意思表示,且簽訂合同的目的不違反刑法的禁止性規定(刑法僅禁止手段虛假),則借款合同不因交易中構成騙取貸款罪而無效。


3.被害人銀行方屬被欺詐一方,銀行等金融機構未請求變更或撤銷的,借款合同仍然有效

從借貸法律關系的成立及其履行分析,若騙取貸款的一方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等方式騙取銀行貸款,而銀行方在簽訂借款合同時按照銀行正常的貸款手續辦理,并未參與公司騙取貸款的不法行為,則銀行方屬被欺詐一方,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 的規定,銀行對合同享有撤銷權,可以從保護其權利最大化的角度決定是否撤銷因欺詐行為而簽訂的合同,受欺詐方不主張撤銷的,合同可認定有效。


參考案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通遼市科爾沁區支行與大連利豐海運集團有限公司、通遼經濟技術開發區萬通糧油有限責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終字第136號民事判決書]


4. 債務人以欺詐方式與銀行簽訂保理合同,銀行未請求變更或撤銷的,保理合同仍有效

如果僅是債務人存在虛偽意思表示,虛構與次債務人之間的交易文件或者與次債務人串通形成虛假的交易文件,抑或騙取、偽造次債務人簽章形成的交易文件,將這些文件提供給保理商即銀行,銀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債務人達成保理合意,不存在與債務人之間的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不應認定保理合同無效。即使債務人構成騙取貸款等刑事犯罪,保理合同的評價仍然應當按照法律關于合同效力的認定規則處理,如果構成欺詐行為的,保理合同屬于可撤銷合同,銀行可以行使撤銷權,但在撤銷之前,合同仍然有效。而且,從合同相對性來說,即使虛假、偽造的基礎合同被確認無效或者不成立,也是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的事,不應對銀行和債務人之間保理合同的效力產生影響。


綜上,筆者認為在涉嫌騙取貸款罪中關于借款合同的效力問題,若合同雙方締約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實,合同目的合法,僅是交易行為涉嫌犯罪,則合同本身并不因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而無效。而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被欺詐的合同主體,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情形下,享有對合同的變更權或撤銷權,若銀行等金融機構不主張撤銷合同的,合同應認定合法有效。


二、 保證、抵押等擔保合同效力問題

司法實踐中,行為人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簽訂借款合同的同時需向銀行提供保證、抵押等擔保已成常態,那么在借款合同即主合同涉嫌騙取貸款罪的情況下,擔保合同即從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通常與借款合同的效力息息相關。筆者通過檢索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性案例,對擔保合同的效力進行舉例分析。

1. 因借款合同無效導致擔保合同無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擔保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故若借款合同即主合同被認定無效,將會導致擔保合同被認定為無效;若擔保人存在過錯,則擔保人應承擔不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的民事責任。

參考案例:再審申請人長春發展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長春市金達機械設備有限公司、長春市圣鑫軌道客車配件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1號民事裁定書]

2.借款人騙取貸款,銀行等金融機構未申請撤銷合同的,保證合同仍然有效

在債權銀行不存在與借款人串通,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或采取欺詐、脅迫等手段,使保證人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提供保證,且債權銀行未對借款合同行使撤銷權,即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情況下,保證合同仍然有效。


參考案例:上海大眾濱海特約維修站有限公司、陳廣佑、劉瑾賢、徐綴、季勝成、錢慧與江蘇省濱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3號民事裁定書節選]

(二)刑事法律關系中被害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救濟途徑

行為人實施的騙取貸款的行為給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了巨大損失,但是,司法實踐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救濟途徑卻存在一定的爭議,法院以“先刑后民”原則為由不受理、刑事追贓退賠不力等情形屢見不鮮。筆者認為,通過對現行法律及實踐案例的分析,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救濟途徑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對犯罪人的財產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

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但通過此項程序追回被害人的損失存在一個問題。通過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法〔2013〕229號)》 批復的字面理解,進行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對象是針對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但是,騙取銀行貸款的罪名,并不以非法占有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此時,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即不以非法占有目的為構成要件的騙取貸款罪的被害人,是否可以通過向被告人追繳或責令退賠的方式追回財產。
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在騙取銀行貸款罪中,被告人因騙取銀行貸款的行為而占有的財產,系被告人違法取得的屬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返還給被害人即銀行等金融機構。
其次,騙取貸款罪名里所陳述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第一百三十九條 規定中,關于追繳或責令退賠程序中的“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產”的含義不同。刑法犯罪罪名里涉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目的系使財物脫離其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的控制而將其據為己有,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強調的是犯罪分子主觀意識的范疇。而追繳退賠程序中陳述對被害人的財產非法占有,指的應是被告人占有被害人財產的狀態,強調的是被告人持有被害人財產的非合法性,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
再次,從保護被害人利益及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的角度出發,騙取貸款罪中被害人應可以通過追繳、退賠等程序取得其被騙的財產。司法實踐中,追繳、退賠等程序系國家機關依職權啟動的強制程序,可能發生在偵查、公訴、審判等整個辦案過程中,被告人的財產亦會被相關部門查封、扣押或凍結,被害人通過追繳、退賠等程序取得被騙的財產無疑是減少損失最為快捷也是最為有力的途徑。而刑事審判過程中亦會對被告人騙取銀行貸款的事實及金額進行查明和確認。若被害人需要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取得被騙取的財產,無疑不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利益,亦會浪費司法資源。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刑事案件的追繳、退賠程序只針對被害人的實際損失,不能涵蓋當事人締結合同所約定的可得利益或損害賠償,即銀行難以在追繳、退賠程序中主張借款合同約定的利息和違約金等。


2.經過追繳或者退賠程序不能彌補損失的,另行提起民事訴訟

司法實踐中,亦存在刑事程序的判決書并未明確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具體內容及金額,或刑事追贓未能彌補被害人的損失等情形。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見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不能彌補損失,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該意見已在(2017)最高法民申4094號案中得以確認。


參考案例:溫顏擎、邢野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094號民事裁定書]

(三)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對于涉嫌騙取貸款等合同經濟犯罪案件中,對于民事合同效力的認定,不能唯“無效”一概而論,應區分不同的犯罪類型,根據犯罪構成和刑法的規范目的,在個案中妥善認定合同效力。同時,對于被害人的損失,可通過向被告人追繳或責令退賠的方式追回財產,對于通過該程序無法彌補損失的情況,亦可以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批注:

[1] 第一百七十五條【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2]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3] 《論商事裁判中刑民交叉案件的犯罪構成與合同效力認定》——詹巍,《法治研究》,2016年06期,第35頁。
[4] 《論商事裁判中刑民交叉案件的犯罪構成與合同效力認定》——詹巍,《法治研究》,2016年06期,第36頁。
[5] 第五十四條 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6] 參見李超編著:《保理合同糾紛裁判規則與典型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137頁。
[7] 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據此,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具體內容,應當在判決主文中寫明;其中,判決前已經發還被害人的財產,應當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8] 第一百三十九條 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繳、退賠的情況,可以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9]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不能彌補損失,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處理問題》,載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總第61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190頁。